□李尚鴻
巍巍昆侖，被古人尊稱為“萬山之祖”，作為中華民族神話傳說的搖籃，如今人們耳熟能詳?shù)摹翱涓钢鹑铡薄昂篝嗌淙铡薄版隙鸨荚隆薄芭畫z補天”等神話，都發(fā)生在昆侖山。昆侖，是以山崇拜形式表達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“天命”“天下”“天人合一”“大一統(tǒng)”等核心思想的文化符號，同時也是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，有特殊政治、文化地位，具有彰顯“國家意志”“國家認同”“文化自信”的社會功能。
雄奇山脈孕育出奔流不息的大江長河，泉源濫觴滋養(yǎng)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圖景，拔地倚天的昆侖山脈，逶迤綿延，像一條翱翔騰飛的巨龍游弋過鴻蒙天地……發(fā)源于先秦時期的昆侖文化，博大精深、源遠流長，是中華文明肇始起源的重要標志，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傳統(tǒng)宇宙觀、天下觀、道德觀、地理觀的形成與發(fā)展。在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，昆侖文化不斷被傳承創(chuàng)新，在延續(xù)歷史文脈的同時，也不斷被賦予更為宏大的精神內涵，呈現(xiàn)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。
古昆侖所在
昆侖，詞義為“天”，既是中國思想文化符號化的神山，也是中國最重要的通天之山。早期昆侖作為文化象征，“遍布廣域中國大地各處”，它并非指今天地理學概念中，大地構造的某一條山脈或某一山頭，而是一條文化地理山系，指代天下所有的通神之山。故有學者提出，其范圍甚至覆蓋今忻州蘆芽山一帶。隨著中華文化圈和大一統(tǒng)國家形成，以及統(tǒng)治者對黃河的溯源探索，昆侖的概念外延逐步“西移”，成為對中國西部大山的泛稱。
昆侖山西移，發(fā)生在王權集中的國家文明時期，通天之山由眾山逐漸歸一為昆侖，既是大一統(tǒng)國家發(fā)展和治理方面的需要，也是統(tǒng)治者從思想層面推行國家意志、實現(xiàn)統(tǒng)一性布局的具體文化舉措。昆侖因而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文化地理山系，且只能是國家形象、國家文化、國家精神的象征符號，而非僅代表邊疆的地域性文化標志。
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載：“漢使窮河源，河源出于闐，其山多玉石，采來，天子案古圖書，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?！眱汕Ф嗄昵?，漢武帝以國家名義，依據(jù)漢使對黃河河源的調查和古往今來圖書資料的記載等，將于闐南山定名為今天的昆侖山，標志著漢代中國世界觀已經從中原為天下之中，變化發(fā)展為以西域昆侖為天下之中。這既是一種了不起的世界觀，也表明西域對于中國的重要性，因而西域昆侖也就與國土、國家主權直接建立起聯(lián)系。
此后，《漢書·西域傳》中進一步明確西域南山和蔥嶺同為一脈，都屬昆侖山系：“西域……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……其河有兩原（源）：一出蔥嶺，一出于闐。于闐在南山下，其河北流，與蔥嶺河合，東注蒲昌?！砸詾闈撔械叵?，南出于積石，為中國河云?！?/p>
“河出昆侖”
“河出昆侖”并非指現(xiàn)代科學中的自然地理現(xiàn)象，而是古代中國的人文地理觀念，換句話說，即“黃河之水天上來”。“天”是萬物的本源，天地開辟的原型亦是女性的孕育，因此作為通天之山的昆侖便是河源所出，是孕育人類和萬物的“母親”。前文引用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和《漢書·西域傳》中的內容，不僅指出古昆侖所在，還進一步確認了其與黃河源頭存在直接關聯(lián)。
黃河數(shù)千年來一直是中華文化和王朝國脈的象征，秦漢以降，尋找黃河源頭便成為皇權天授、天子正統(tǒng)的直接體現(xiàn)，被視作國之大事。自漢武帝以后，歷代王朝都把黃河源頭認定為昆侖山一帶，直至晚清。清光緒年間，左宗棠率軍平定新疆，除了受海防塞防的國防理念影響外，其實還有對封建王朝統(tǒng)治天命觀方面的考慮——保住昆侖就等于保住國脈，維護清王朝皇權天授的道義和萬世基業(yè)。如此看來，西域的昆侖、蔥嶺、于闐河等與中國古代的國家主權有著至關重要的政治聯(lián)系，甚至可以說是“國脈之所系”。
從屈原“登昆侖兮四望，心飛揚兮浩蕩”的精神寄托，到譚嗣同“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昆侖”的慷慨悲壯；從李白“黃河西來決昆侖，咆哮萬里觸龍門”的激昂情懷，再到蘇軾筆下“活活何人見混茫，昆侖氣脈本來黃”的豪放曠達……巍巍昆侖，不僅是遼闊雄渾、連綿不絕的地理尺度，也是中華文明精神標識之一。弘揚昆侖文化的歷史內涵，彰顯這一象征符號的精神品質，在文化自信、文明自覺成為時代主旋律的今天，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。
（責任編輯：梁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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